书摘 | 江城
1 城市
涪陵是个腿的城市 —— 棒棒军粗糙弯曲的腿,老人的罗圈腿,小姐们柳条般的细脚踝。爬阶梯时你得看着自己的步子;你会看到你前面那人的腿。很有可能,在涪陵花了一上午买东西,你也没看一眼这里的建筑。这城市就只是台阶和人腿。
2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
我认识到,伟大文学作品的部分力量,来自于它的世界性,它的普世价值: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能读到贝奥武夫,将之与她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,一班的中国学生能够倾听莎士比亚的诗歌,而看到一个无瑕的汉朝美人。但与这种力量相随的是脆弱,因为总有人想要借伟大作家的力量为自己所利用。很自然的,你会希望莎士比亚站在你那边 —— 如果他不是那么合适的话,你就曲解他的文字来服务于自己的意图。或者,如果他拒绝跟随,那就将其从真经的行列里驱逐出去。
4 三峡大坝
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些困难选择,在美国,人们在梦里都不会想到。我想起每次造访白鹤梁时,我都会为这古老石刻与永恒江河的交汇而深深惊叹。在其他任何地方,我都不会强烈感受到这两种历史,自然与人类,其一乃是循环的产物,而另一个,总是直直瞄准 —— 进步,发展,控制,而其结果则是好坏参差。而我感觉到,在长江上,将这两者强行合二为一乃是危险的侵犯行为,把大江的循环压制为停驻不动,压到大坝的长堤之后。
我察觉到,关于人们对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,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理由。大多数的人们不会直接受到影响,所以他们无动于衷。尽管城市里有一大片区域将被淹没,在未来的十年中,这却不是一个社区的议题,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我们通常所定义的社区。这里有许多的小团体,有许多的爱国主义,然而,就和全世界大多数的爱国主义一样,其更多是为恐惧与无知驱动,而非一个和祖国真实的情感联系。而且你可以操纵这些恐惧与无知,告诉人们大坝对于中国意义重大,尽管它可能会摧毁大江,摧毁江城。
4.1 乌江
长江奔向上海。而乌江 —— 清澈,翠绿,很少船只 —— 从山中而来。一条江是关乎起源的,另一条,则关乎目的地:这就定义了它们的个性区别。长江,以其大小,其壮观,看似去向什么重要的地方,而乌江,以其狭窄的急流,看似从某个荒野神秘的地方而来;它那遥远模糊的山岭,暗示了其秘密将被一直保留。你可以在这里钓上一天,而乌江也不会给予你什么。
“三峡不是很危险,如果你了解长江的话。当然,如果你不懂它,那很困难,但我们已经来来去去那么多次了。这么多次航程后,它也没什么意思了。景色很美,那是当然,可是我已经见过太多,太多次。” 他的评论叫我想起另一个船员,在很久以前写道:“现在,当我掌握了这片水的语言,对这大河的每一细节的了解就像了解字母表里的每一个字母,这是不错的收获。但我也失去了一些。我所失去的,再也不能回来了,在我的有生之年里。所有的风姿,美感,以及诗意,都从这条雄奇的大河里消失了!”
7 夏天
损毁的墙则是另一种浪费的明证,因为明朝的统治者建筑了碉堡以抵抗外来者,其实双方的关系却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更好地处理。而这东西的规模 —— 它小得那么可怜,大得那么惊人;既可以被我一步跨过,又能延伸千里 —— 都显示出,中国人在一个糟糕的念头指导下,可以走得多远。
尽管长墙失败了,然它现在有了巨大的价值,这点看起来也非常的中国。这成了也许是最强有力的民族骄傲的象征,没人将其与一些负面的元素相联系,比如孤立主义,比如顽固不化。电视台老放一段在长城上拍的 MV;歌曲名叫 “爱我中华”,它欢庆着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人民共和国的幸福生活。“爱我中华” 是一首可怜的,让人腻烦的歌,但就和电视上许多糟糕的音乐节目一样,它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 —— 我总是一直看到那悲惨的结局。那歌曲的结尾时,特别选了少数民族的代表在长城上载歌载舞,穿着传统服装,唱着他们多么爱他们的中国。每次我看时,我都想:你们的中国修筑了那城墙,为了把你们给挡在外面。
长城的重要性已经不限于起初,现在它只是意味着伟大。许多关于它的描述都是假的 —— 说它有两千年的历史,说它能从太空中看见 —— 但事实已经不再重要。即便作为中国闭关锁国的隐喻,它也失去了它的力量,因为每个外国要人都被带去看北京郊区的长城,而每个外国游客都游访过它。它成了开放的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魅力点,一座桥梁而非一道城墙,它让中国人向外来者介绍其国家的光荣,引发对其过去辉煌的追忆。不再是摈野蛮人于外了,它确保了他们在抵达中国后,产生一种敬意,由此看来,它的建造并不真的是浪费。虽说又花了五百年的时间,但最终,中国人从长城中找出了一点用处。同样的,我知道那沙丘中辛苦耕耘的玉米田也并非全然是浪费;它们总会存留下来。
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,需要一点的被动姿态,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的人,所以我花了大半个春季去适应这个角色。在榆林,我终于找到感觉了 —— 最终,我接受了这一点,就只是让事情发生,往往就是最好的事。(太公钓鱼)
在声称自己为老百姓后,那女人开始问起我关于大山的问题来了。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,说着流利的中文,经常在电视上亮相,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。他是所谓的中国通 —— 一个 “了解中国” 的外国人。在聊得好的日子里,人们把我称作中国通,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。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,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中国通,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,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。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人,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,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感觉。 走到哪儿,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,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。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,只是因为他说着白痴式的英语。 “你知道大山么?” 那女人问。“你说我们的汉语说得不错,但没有大山那么好。” “是的,他说得比我好。” 这也是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讨厌他的理由:你的中文进步越多,和老百姓聊得越多,就越多听说到大山,以及他怎么比你好。 “你认识他么?” 那女人问。这是另一个想当然 —— 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彼此认识,通过一个秘密的全国系统保持联系,就好象共济会。 “不,” 我说。“我从没见过大山。” “他的相声说的很好 —— 他很好玩。” “对。我看到过他说相声。他的确很棒。” “大山的普通话比多数中国人都说得好。” 那女人说。 “是的。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。” “而且他会唱我们的传统歌曲。他是从你们美国来的吗?” “不。他从加拿大来。” “你们美国人对他怎么想?” “我们美国的电视上没有大山。在美国没有人认识他。” “他只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?” “他也不在他们加拿大的电视上。他只是在中国上电视。” 这个,对那女人,以及许多我碰到过的中国人,乃是一个巨大的失望。真是悲剧,一个国家产生了像大山那么有才华的人物,却让一个外国垄断了他。但事实上,就像我对那女人解释的,这乃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遍模式,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总是尽快离开了那里,就好似 NHL。她想了想,继续聊大山。 “他有一个中国老婆,” 她说。“你听说了吗?”
我所听到的关于中国人的一切暗示说他们是特别糟糕的殖民者。他们往往有很强的种族观念,他们很少尊重宗教,而且他们很难理解一个非中国人的视点。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中,一大优点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 —— 我从没住在过一个这样的地方,人们对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有那么强烈的意识。尽管有文化革命的破坏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,那儿仍然有一个相当肯定的意识 —— 何为中国人,而我相信这会帮助他们熬过现代化。但这观念里也有一种狭隘之处,似乎中国人不可能去新疆这种地方学习当地的语言,和当地人做朋友。在他们的五千年历史中,中国人对探索外界的兴趣之低,叫人惊讶,而今天,同样的这个特点也局限了他们,即便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境之内。他们看似对于做一个中国人非常满足,而且他们想当然所有其他人也都共享这种感受。
这是我首次发现我们对于进步与现代化的观点如此不同。我曾经给他们展现过一个理想化的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,然而那生活方式与文化对我的学生们毫无吸引力。但就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,他们距离严重的贫穷只有一代人的距离。当我看见自由与文化时,他们只见到苦难,与无知。
整个中国只有一个时区,这就意味着新疆的太阳直到八九点才升起,在晚上十点钟后才落下。大多数人会采用一个较为实际的时间表,建立于一个当地的时区上,大约比北京迟两个小时,但所有的政府部门,以及国有的运输部门跟随官方的标准时间。这是一个完美的象征,显示出了政府与被其管治的人民之间的分裂,双方都活在同一个地区,然而他们的日程却有两个小时的差别。
7.1 神甫
在涪陵的老城区,有一间天主教堂,在教堂的庭院里,有一个宣传牌,四行各有四个大字: 爱国爱教 敬神爱民 投身四化 服务大众 四个现代化是指工业,农业,国防与科学;而很难看出它们与涪陵天主教堂的关系,那是在 1861 年由法国传教士修建的,而服务大众的,乃是李海柔神父,他已经八十三岁了,有四个现代化的年纪四倍那么大。 李神父还不到五英尺高。通常,他会在白发上戴一顶黑色的贝雷帽。他有一个长长的,骄傲的鼻子 —— 一个意大利式的鼻子,在一个中国的罗马教会神甫的脸上。他的眼睛黑黑的,有时闪烁着光,显出内在的情感来,而他的嗓音低沉,从不动色。拜访者偶尔会评论到他那闪亮洁白的牙齿,而李神父回应说它乃是现代化的一部分,花了他两百块钱,以及两个月里除了麦片粥什么都不吃。
8 中国生活
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,而成为何伟的那个人与我的那个美国自我也没有真实的联系。这就带出了极大的自由空间 —— 在二十八岁时,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。 在这个身份上,你可以修修补补,从改变你的名字开始。亚当在头一年的末期就那么做了,因为他原来的中文名字,马尔康,听起来太外国了(它的读音也跟四川一个猪饲料牌子很接近)。想要找一个不那么农业味,又更加中国味儿的名字,亚当向他的学生征询新名字,写出解释来,在几轮后,得出了梅致远。那个给予的名字,致远,意思为 “为高尚的目标所驱动”,也和马致远同名,那是七个世纪前的元代诗人,写过一首著名的思乡曲。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典故,而其后有作家在他们的文章里用到那两个字。突然间,亚当从猪饲料进入了一个高贵的典故中 —— 外国人在中国重新定义自己,就这么容易。
9 钱
中国女人比中国男人更易自杀。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案例发生在中国,女性自杀的比例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。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数量高过男性的国家。
我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,就越是对 “个人” 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 —— 以我的观点,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与在中国所见的最大差别。在涪陵的人们,其自我的意识,看起来大部分是外来的;你是被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。那总是儒教的目标,定义个人的位置,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:她是某人的女儿,另一个人的妻子,又另一个人的母亲;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,然而,一旦和谐与打破了,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,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。每一次我在读文革中受害者的个人陈述时,都察觉到这一点,因为那些故事里满是耻辱感,令人惊奇。这一天,某个人是个好共产党员,第二天,风向变了,他成了个耻辱的反革命,被迫在集会上 “坐飞机”,两只胳膊被往后拉,痛苦得弯过来。这种变化并不是很了不得 —— 非理性的政治清洗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 —— 但奇怪的部分在,很多受害者都被耻辱感煎熬着,的确相信他们自己是有问题。这就好像麦卡锡主义攻击的一个目标人物立即崩溃了,承认他错了,或者一个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憎恨自己,因为她的确是个 “肮脏的犹太人”。在中国,情况经常是,人们没有一个内在的罗盘,来帮他们挺过这些事件。
群体思考可能成为有毒的环圈 —— 你的自我身份从群体而来,即便它变得神经错乱了,还是被你尊重着,这样,你的自我可能立刻分崩离析。这一传统,有别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价值观念上,而不理会别人说什么。在某些时期,它也部分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灾难。文革展示出了中国社会可能变得如何疯狂,但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,任何一个过渡阶段都必定会出现问题。
11 第二春
在涪陵,一些小小的事故,有时会带来致命的后果,这儿的医疗条件不均衡,而这些死亡对我的学生的震撼,并不如我想的那么大。他们会哀悼,然后继续过下去。而我的父亲也目睹了这一切;和我们其他人一起,他帮助安抚学生们,但他们的悲伤是安静的,态度也很坚决,他们一贯如此;这种无助与坚强的揉合,真让人无比酸楚。
你都不可能不见到铁达尼号的盗版碟,小贩们把碟片都塞到我鼻子下了。这片子非常受欢迎,在当地戏院,挂了一幅非常大的推销板,上面结合了宣传与广告: 富通珠宝店是铁达尼号的唯一赞助商 国家主席与党书记江泽民推荐。
12 逆流而上
但在涪陵,看见生活的那一面,花的时间较长,因为开始我被当作一个外国人,保持着距离,而当距离消失了,却反而更难处理。这就好像看着一个空白而无意义的笑容,突然间发现,一生的苦难悲伤都堆积在那笑容四角。
他们现在要走他们各自的,不可预测的道路了,即便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定格 —— 做抄手,上课,在码头上站着,一动不动。但在江上就不同了,我跟长江的关系总是简单的:有时我顺着水流,有时逆着它。往上游走要慢点,而往下游去要快些。那就真的是全部了 —— 我们交错而过,然后朝着自己的方向而去。
笔记整理于 2017.3.2